自刑事訴訟法修改以來，我國的“蒙面證人”制度逐步確立，但是由于這項制度在我國起步晚，經驗不豐富，所以無論是立法上還是實踐中都存在一些障礙和不足。上海知名刑事律師就來帶您了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第一，關于適用案件標準，刑事訴訟法中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規定的“等”字含義模糊，筆者認為這里的“等”字在現在的法治環境下不包含其他案件，不應擴張解釋。

　　因為“蒙面證人”制度是一項以限制被告人對質權為代價的證人保護制度，在兩種價值的取舍中，其適用的范圍不應過大；另外，“蒙面證人”制度會消耗較大的司法成本，不僅耗費人力物力，還可能拖慢訴訟進程，從訴訟效率的角度來看適用案件的范圍也不應過大。

　　第二，在保護對象的規定上我國現階段立法不夠明確，司法部門如何確定哪部分為需要保護的證人沒有較為確定的標準，只規定了“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這一條件，關于這一點，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國外較為成熟的立法經驗。

　　英美法中規定的需要提供保護的證人主要包括易受到傷害的證人如青少年或嚴重暴力犯罪受害人等、易受到被告人恐嚇的證人。根據當代中國的司法實踐經驗，凡是立法中無法細化的內容，在現實中這項制度往往無法貫徹落實，因此將證人受保護的條件精確化是一項應然選擇。

　　第三，關于“蒙面證人”制度實施機關在法律中沒有明確規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較為籠統，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釋義中有這樣的解釋：“不暴露外貌、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這項措施公檢法都有能力進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這項措施只有法院可以實施。

　　鑒于本條的規定中已經包含有根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的部門職能和可能采取的保護措施的實際能力等因素，因此，沒有對采取各項保護措施的義務機關分項作出區分。筆者認為，在偵查、起訴、審判三個訴訟階段的銜接過程上有必要對公檢法三部門的具體職責做出規定，避免在這個交接過程中存在不好操作、不知如何操作的問題。

　　第四，我國關于“蒙面證人”制度的具體措施規定不明確，基本的措施可以概括為兩項，一是庭前隱藏證人身份，相關材料進行匿名處理，一是庭審中通過隱匿證人聲音或身份的方式作證。

　　由于法律條文表述得簡單粗糙，加之我國各區域司法實踐水平差異較大，部分地區的司法機關可能對于“蒙面證人”制度的具體措施無法操作。通過比較法的研究，筆者認為國外有多種措施值得我國司法實踐借鑒，并盡可能地在法律條文中明確以指導各地司法機關開展相關工作。

　　上海知名刑事律師提醒大家，比如上文提到的德國《證人保護法》上利用視頻傳送、視覺上的障礙等明確的方法均在實踐中獲得了廣泛的適用。比如美國的“證人保護計劃”中規定的證人可以通過雙向筆錄電視作證方式和錄像作證方式作證，相對于面對面的交叉詢問這樣的方式隱匿了證人的身份，保護了證人的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