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名刑事案律師  控辯式“協商”“合作”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一個重要訴訟模式，其訴訟模式的轉變已成為必然趨勢。程序模式的轉型是我國刑事司法體制的深刻變革，更是一場“革命”，它不僅推動了觀念、認識的變革，也帶來了訴訟結構、控訴方式、辯護方式、庭審方式、手段等方面的變革。訴訟制度的“革命”如期開花結果，必將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2018年10月，兩高三部發布了《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這一指導意見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我國刑事訴訟模式轉型進入加速階段。.

　　該指南規定了實施的基本原則，適用范圍和適用條件，對認罪認罰后從寬的把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權的保障，對被害人權利的保障，對強制措施的適用，偵查機關的職責，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的職責，對社會調查評估的職責，對審判程序和人民法院工作的職責，對認罪認罰案件的反悔和撤銷，對未成年人認罪認罰案件的處理等12個重要問題。頒發證書意義重大。不但針對性強，解決了適用上的問題，而且對全面推進和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將產生深遠影響。

　　《指導意見》針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建立了完善的實施工作機制和制度。具體表現在：(1)認識高，政治站位高；該指南明確指出，應當充分認識到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重要意義。2018年刑事訴訟法確立的這一重要制度，是全面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舉措。因此，各級公安、司法機關必須站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充分認識這一制度對于有效懲治犯罪，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刑事訴訟效率，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意義。二是要明確落實的基本原則。主要包括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堅持罪與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證據裁判原則，以及公檢法三個部門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原則。堅持以問題為導向，抓住應用中的難點、重點，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辦法。比如，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把握以及如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等。

　　從這一點出發，關于公檢法機關處理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程序和方法，《指導意見》形成了完整、獨立的訴訟機制和程序體系。特別突出體現在公、檢、法機關的職責以及對各個訴訟關系人的權利保障上，特別是辦案方式方法與傳統職權主義下的對抗主義有明顯區別。根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性質和定位，《指導意見》賦予了各機關若干協商、合作、溝通職責。這種責任可以稱為：一種協商機制和制度。比如，在偵查機關職責方面，增加了權利告知和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或值班律師的意見等；在權利告知、聽取意見方面，增加了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的職責，增加了權利告知、自愿性和合法性審查以及證據開示、簽字具結書、量刑建議的提出等；在審判階段增加了對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合法性審查、量刑建議的采納和調查等方面的職責。此外，還有反悔和撤銷認罪認罰程序等。

　　從偵查程序到審判程序，通過新增職能和辦理程序，形成了一套有別于傳統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工作機制和訴訟制度。其中的核心內容有五個方面：第一，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不僅是公訴機關的單方職權行為；第二，辯方、辯護律師的參與；第三，控辯雙方的平等；第四，堅持充分協商、合作、交流與溝通；第五，加強辯護權的保護，包括上訴權、反悔權。

　　制度進階的刑事訴訟模式轉型。

　　充分貫徹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僅要以《指導意見》為依托，而且更要充分認識到刑事訴訟模式轉型的重要性、緊迫性和現實意義。自我國加入刑事訴訟法以來，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認識還存在著一些不一致之處。在此過程中，關于認罪從寬制度是否在我國刑事訴訟模式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及在實踐中是否開始由對抗性轉變為協商性和合意性。

　　刑事訴訟模式，又稱刑事訴訟結構或構造，是指控、辯、審三方主體共同參與刑事訴訟的基本模式，也就是控、辯、審三方主體的法律地位和法律關系的基本格局。從其歷史發展來看，刑事訴訟經歷了彈劾式、糾錯式、當事人主義(對抗式)、職權主義(調查審查式)和混合模式。在借鑒和吸收當事人主義訴訟因素的基礎上，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保留了許多當事人主義特征，同時又吸收了大量的當事人主義因素，從而形成了一套具有鮮明混合色彩的訴訟制度。特別是1996年修改后的庭審方式改革，加強了控辯雙方的作用和對抗性，有利于調動庭審雙方的積極性。

　　同時，當2012年和2018年進行修訂時，對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起到了更大的推動作用：首先，辯護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時間不斷提早，從1979年的審判階段開始，到1996年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和2012年的首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時。第二，律師辯護階段逐步實現全覆蓋；1979-1976期間為審判階段，1996年為審查起訴階段，2012年以后為偵查、起訴、審判階段，此后為死刑復核和申訴代理階段。第三，刑事訴訟中律師主體地位的變遷與提升。律師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從1979年的法律援助辯護律師到2018年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都占據著不可或缺的主體地位。第四，辯護律師的執業權利不斷豐富、拓展、完善和提高；第五，法律援助的范圍和范圍、案件的數量和經費都在擴大、增加和增加。

　　我國刑事訴訟中定罪量刑權以及訴訟結構模式的演變過程，體現了從職權主義向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的轉變，特別是從辯護律師的主體地位、權利與參與程序的擴張，體現了刑事訴訟法的立法演變過程。目前已基本具備了從對抗模式向協商合意模式轉變的條件，定罪量刑不再是公、檢、法機關一方說了算，刑事訴訟模式的轉變是客觀需要，是必要的。

　　進一步貫徹和落實刑事訴訟模式轉型。

　　加快推進我國刑事訴訟模式轉型，對于進一步貫徹2018年刑事訴訟法精神，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值班律師制度、速裁程序等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尤其對檢察機關來說，對刑事訴訟模式轉型的現實訴求最為強烈。根據規定，各級檢察機關應切實擔負起自己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領導責任，主動開展認罪認罰教育轉化工作，適時提出意見和建議，積極進行平等溝通和量刑協商，一般應提出定刑建議，積極做好被害方工作，根據情況對案件進行程序上的分流把關。

　　要達到這些要求，必須依靠刑事訴訟模式轉型這一重要動力。

　　從人類歷史的司法規律來看，適時的刑事訴訟模式轉型也有其必然性。二戰后，工業化初期的發達國家都面臨著犯罪率過高的問題。為解決司法資源有限性與司法需求日益增長的矛盾，世界各國紛紛借鑒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通過簡化法庭審理程序、縮小審判權的裁量空間等措施，實現對被追訴人的認罪案件和控辯協商案件的快速審理。在英美法系國家，檢察官控制著90%以上案件的咨詢工作，對定罪量刑具有重要影響力。

　　上海知名刑事案律師  目前，我國也面臨著案多人少的矛盾，訴訟程序需要分流，審判程序需要簡化，對被追訴人認罪認罰案件適用控辯雙方協商程序，這不僅符合人類訴訟歷史的發展規律，而且是合情合理的。2018年刑事訴訟法及其《指導意見》的相繼出臺具有現實的時代意義，明確指出了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訴訟模式的轉型。2018刑事訴訟法第36條、第173條規定了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和看守所“兩個方便一傾聽”的訴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