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2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作關于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工作報告。其中提到，全國各級法院認真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積極推進平安中國建設，審結一審刑事案件119.8萬件,判處罪犯142.9萬人。

　　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堅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堅持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相統一，堅持嚴格公正司法。嚴把死刑案件質量關，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完善冤假錯案防范糾正機制，嚴格落實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各級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刑事案件1821件，其中依法糾正“五周殺人案”等重大冤錯案件10件。審結國家賠償案件1.5萬件。對生活困難當事人發放司法救助款10.8億元，減免訴訟費2.6億元。

　　會同司法部加強律師執業權利保障，積極推進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等原則，依法宣告517名公訴案件被告人和302名自訴案件被告人無罪。

　　同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部長通道”中表示：

　　去年以來，最高法院根據中央的部署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加大糾正冤錯案件的力度。張文中案是一個標桿性案件，十年前他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在去年的5月31日被宣告無罪。下一步，我們將進一步加大力度，糾正冤錯案件。
 

　　第一，在統一裁判理念上下更大功夫。

　　要堅持罪行法定原則，凡是刑事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的，一律不得作為犯罪追究。

　　要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凡屬于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的案件，一律做無罪處理。

　　要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證據不足的，不能認定為犯罪并給予刑事處罰。

　　第二，在劃清罪與非罪的界線上下更大功夫。

　　我們將緊盯三類案件，第一類案件是合同詐騙罪、挪用侵占資金罪以及與民營企業家相關的其他罪名，我們把這些案件作為關注的重點。

　　第二類案件是異地創業、異地投資這類存在著“主客場”問題的案件。

　　第三類案件是因為規劃調整、政策變化、領導更換而引發的一些案件。對于這些案件我們將認真進行排查，在處理時注重劃清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的界線。

　　第三，在排查督辦、細心甄別上下更大功夫。嚴格區分民事糾紛和犯罪案件，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決不能把民事糾紛當成刑事案件來處理，決不能把民事責任轉化為刑事責任，決不能因為經營活動中一些小的瑕疵和不規范行為而作為刑事案件處理。

　　第四，在深化政策、細化規范上下更大功夫。我們將把一些原則性的政策，通過司法解釋、典型案例，進一步細化，明確裁判依據。一方面，為審判人員裁判提供遵循。另一方面，也為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行為提供指引。

　　第五，在建構避免冤錯案件的長效機制上下更大功夫。要按正當程序的要求，完善訴訟程序。充分尊重和保護案件當事人、代理律師的權益，高度重視當事人和律師對案件審理活動的監督。認真落實“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建構審判權公正行使的機制，確保審判權的規范行使。

　　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系列的舉措，讓法律成為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的護身符，讓法院成為保護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堅強陣地，讓法官成為捍衛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和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的堅固盾牌。

　　如何看待極低的無罪率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罪率都被視為人權保障的重要指標。不少學者常常以美國法院高達25%的無罪率來作為批判中國法院的論據。整體而言，這種觀點是存在偏頗的，至少不完全正確。

　　實際上，一個國家無罪判決率與該國刑事訴訟的運作方式高度相關。無罪率高低與人權保障水平沒有必然的聯系。

　　青浦區刑事律師舉例而言，以“精密司法”著稱的日本刑事訴訟，由于檢察機關有著極為強大的不起訴權力，因此相當部分存疑的刑事案件都在審前被有效過濾。真正能夠到法庭的都是精挑細選之后的案件，由此造成了日本刑事訴訟極低的無罪判決率。

　　回到我國，近年來，檢察機關不起訴案件的比例有了顯著的提升，這當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無罪判決率。典型的例子就是一系列正當防衛案件以不起訴的方式過濾出刑事訴訟。可見，人為地給無罪判決率劃線，無論高或低，都不符合刑事司法的運行規律。

　　當然，青浦區刑事律師在這里也不是說我國極低的無罪判決率是一個正常現象。實踐中“疑罪從無”的理念還沒有完全推行，“疑罪從輕”、“疑罪從掛”的做法確實還有一定市場。下一步公安司法機關還需要在疑罪從無上多下功夫，從而讓我國無罪判決率回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