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事實

　　李某是A公司員工，崗位為廚師。2019年12月31日，A公司在廚房微信工作組發布通知：最近，武漢衛生委員會醫療管理辦公室發布了《關于治療不明原因肺炎的緊急通知》，公司現決定取消湖北員工回家休假……

　　2020年1月12日，李請假回武漢探親。同年1月16日，A公司在廚房微信工作組發布通知:請各店/部門繼續執行《A公司總經理辦公會[2019]號》第042號，要求重申補充如下，禁止湖北員工返鄉休假；禁止員工因各種原因前往湖北；對于上述違規與他們解除勞動合同。

　　同年1月17日，A公司再次發布通知，1。禁止員工前往湖北；2.如果員工從湖北返回北京，應在返回北京后立即通知公司，并需要隔離10天，體溫檢測正常后才能返回工作崗位。3.上述違規者，公司將終止勞動合同，該通知未在廚房微信工作組發布。

　　同年1月19日，李回到北京京后繼續工作。同年1月20日，李某在《新型肺炎疫情制度及文件》員工簽名表上簽字。經當地街道調查，李某從武漢疫區返回北京被隔離觀察。

　　同年4月3日，A公司與李解除勞動合同，征求工會意見：鑒于李自2020年1月12日至19日前往武漢，返回后未告知公司，該行為嚴重違反了企業疫情制度，員工不得以任何理由前往湖北。如已經去了，你應該在返回北京后立即告知公司情況，同時隔離10天，體溫檢測正常。也嚴重違反了企業疫情制度和管理制度（3）記錄第9條：管理干部或員工因工作失職，未按工作流程操作；或相應的報告。隱瞞造成的安全風險或管理漏洞，給公司造成或潛在的損失和不利影響，直至勞動合同終止。企業計劃與他們一起解除勞動。現致函工會征求意見，請回復。當天，工會回復說：企業管理需要遵守企業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規定。只要你部門已經告知了這些規定，并發現李確實嚴重違反了企業管理制度和其他制度，即同意你的終止決定。同日，A公司發布了《紀律檢查通知》：廚房部主任李違反了公司防疫期間的管理規定和國家防疫政策法規，隱瞞了武漢疫區返回北京的情況，公司決定終止勞動合同。李得知終止通知后，于4月4日回復A公司，表示不滿意，不接受。李和A公司于2020年4月3日終止了勞動關系，離職前12個月的平均實際工資為13561.93元。

　　李某向一審法院起訴：1.A公司支付非法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賠償金198218.78元，同意以法院計算的非法解除勞動合同前12個月的平均實際工資為準；2.訴訟費用由A公司承擔。

　　一審法院認為

　　2020年4月3日，A公司與李某解除勞動合同是否違法，李某主張的非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是否合理。

　　武漢突如其來的疫情爆發后，A公司及時響應，于2019年12月31日發布通知，決定取消湖北員工休假，并向廚房工作組發出通知。李沒有看到，應該是他個人的原因，A公司履行了告知的義務。

　　然而，當李于2020年1月12日向A公司請假時，A公司并沒有嚴格按照通知的規定，嚴格控制疫情期間員工休假的審批，并按照通知履行報告制度。在武漢休假期間，A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發布通知，并發布到廚房工作組，禁止湖北員工返回家鄉休假。違反者，公司將終止勞動合同。通知是李通過正常休假程序在武漢休假期間發布的。通知中提到的禁止湖北員工返回家鄉休假，違反者，公司將終止勞動合同的規定不能追溯到李。

　　同年1月17日，A公司發布的通知沒有發布到廚房微信工作組，李在武漢休假，不知道通知的內容，不知道返回北京后需要辦理報告手續和隔離，否則將終止勞動合同。雖然1月19日回到北京后第二天，讓他在新肺炎疫情制度和文件知情同意員工簽名表上簽字，但表格沒有公司1月17日通知，公司說李在表格上簽字，讓李閱讀1月17日通知，李否認，公司沒有向法院提交證據。

　　此外，參照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新冠肺炎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的通知:審理涉及疫情的勞動爭議案件時，要準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二十六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四十條。用人單位僅以勞動者為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無癥狀感染者、被依法隔離的勞動者或者勞動者來自疫情相對嚴重的地區為由主張解除勞動關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由于李某從武漢返回北京后未立即報告并隔離，違反公司《管理制度》隱瞞不報，導致安全隱患或管理漏洞，給公司造成或潛在損失和不良影響，解除與李某簽訂的勞動合同是違法的。上海勞動法律師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七條規定：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應當按照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經濟補償標準的兩倍向勞動者支付賠償金，公司應當向李支付149181.23元。

　　二審法院補充查明

　　關于新型肺炎疫情制度和文件的知情同意書規定：公司再次重申，員工不得以任何理由前往湖北。如果你已經去了，你應該在返回北京后立即通知公司情況。同時，你需要隔離10天，體溫檢測正常后才能返回工作崗位。如有違規行為，公司將嚴格、嚴肅、快速處理，并根據實際情況予以辭退，永不錄用。。。以下簽名員工承諾認真遵守公司應對新型肺炎疫情的制度和文件，以實際行動保護客戶。其他同事和他們自己的健康。員工簽名詳見發文后表格。

　　附件:公司應對新型肺炎的制度和文件清單:1。《A公司總經理辦公會[2019]第042號》發文2。《A公司總經理辦公會[2020]第006號》發文3。《A公司應急處理小組[2020]第001號》發文……《新型肺炎疫情制度與文件》知情同意書簽名表明:以下簽名員工承諾認真遵守公司應對新型肺炎疫情的制度和文件，以實際行動保護客戶。員工簽名詳見下表...李2020.1.20。2020年1月17日，A公司發布的通知號為《A公司應急處理小組[2020]第01號》。

　　李于2020年4月4日發布的《關于解除勞動合同的通知》規定：4月3日，我收到了公司的紀檢通知，公司以違反公司防疫期間的管理規定和國家防疫政策為由，單方面解除了與我的勞動合同。我對此表示強烈的憤慨和不滿，認為公司在歪曲事實，故意尋找非法解除勞動合同的借口，試圖達到不支付經濟補償或補償的目的。鑒于公司歪曲事實，誹謗聲譽，不足支付工資，非法解除勞動合同，現鄭重通知公司在收到本函后3天內書面道歉，并在公司范圍內通知，支付非法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否則，我保留通過媒體曝光、行政舉報、仲裁訴訟等合法渠道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權利！

　　一審期間，黎某于2020年8月17日申請筆跡鑒定，筆跡鑒定申請書事實與理由部分載明：“被告北京A公司酒樓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交了有申請人簽名的《關于‘新型肺炎疫情的制度和文件’知情同意書的員工簽名表格》表格中有‘黎某 2020.1.20’簽名和日期均不是申請人所寫。表格中的簽名筆跡與申請人平時的簽名筆跡從運筆、筆畫交叉、連接搭配、筆順等特征以及形成字體的結構等均有明顯的不同、區別，可以清楚的看到該收到條上的筆跡系他人摹仿申請人筆跡所形成的。況且，申請人于2020年1月20日返回被告處上班當天，被告并未向申請人出具任何‘新型肺炎疫情的制度和文件’進行告知，也未要求申請人在相應的表格上簽字確認。至此，為使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實，追究嫌疑人摹仿、偽造申請人筆跡的法律責任，故申請人特依法申請筆跡鑒定。”

　　二審法院認為

　　本院確定本案爭議焦點為A公司解除與黎某的勞動合同是否系違法解除。

　　因用人單位作出的開除、除名、辭退、解除勞動合同、減少勞動報酬、計算勞動者工作年限等決定而發生的勞動爭議，用人單位負舉證責任。故A公司作為用人單位應當對與黎某解除勞動合同所依據的事實和制度負舉證責任。

　　首先，A公司提交關于“新型肺炎疫情的制度和文件”知情同意書及其簽名表格，該知情同意書載明已前往湖北的員工返京之后應立即將該情況告知其公司并隔離10日，有違反者，將根據實際情況予以辭退并永不錄用的處理，所附簽名表格亦顯示有黎某簽字，日期為2020年1月20日。仲裁期間，黎某不認可該簽名表格系其本人簽字，但不申請筆跡鑒定；一審期間，黎某申請司法鑒定，其在申請書中明確表示其于2020年1月20日返回A公司上班當天，A公司并未向其出具任何“新型肺炎疫情的制度和文件”進行告知，也未要求其在相應的表格上簽字。后經鑒定，結果為該簽名與樣本上黎某簽名是同一人書寫。對此，黎某改稱2020年1月20日A公司讓其在表格上簽字，具體內容未讓其看。據此，對于表格中簽名是否為其本人書寫的問題，黎某明顯存在不實陳述，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本院對其該種行為予以嚴厲批評。

　　其次，從關于“新型肺炎疫情的制度和文件”知情同意書及其簽名表格的內容上看，二者具有較強的連續性，該知情通知書本身即載有湖北返京立即報告公司并隔離及相應后果的內容，所附簽名表格并非僅為表格，亦非僅有黎某簽字，同時，其上有“員工承諾認真遵守公司應對新型肺炎疫情的制度和文件，以實際行動保護顧客、其他同事以及自身的健康”等字樣。黎某先否認在表格中簽字，后改稱A公司未讓其看具體內容，其陳述本身即前后矛盾，結合黎某從武漢返京的具體情況，黎某主張不知曉上述規定，明顯不能成立。

　　再次，黎某認可返京后未告知A公司其從武漢返回的情況，亦未進行隔離，其正常上班至2020年1月24日，因街道排查出其從武漢返京情況而通知A公司，黎某方進行隔離，且其同寢室的其他三位員工亦被隔離。從上述事實可知，黎某已違反A公司關于從湖北回京需告知并隔離的規定。同時，因疫情發展情況，A公司分別于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6日在廚房微信工作群中發布通知，作出關于疫情期間管理的相關決定，足見A公司對該問題的重視。黎某認可在該微信工作群中，但主張未看到上述通知，系其自身原因導致；其于一審期間辯稱其是廣東籍并非湖北籍，但是A公司關于從湖北回京需告知并隔離的規定和戶籍無關，無論其戶籍如何均不影響其遵守上述規定。黎某主張其妻兒在武漢生活，定期倒休到武漢探親，A公司知曉其回武漢，但是其未能提供任何證據證明A公司明知其自武漢返京的事實，本院對其主張無法采信。

　　復次，黎某主張2020年1月23日左右疫情全面爆發，許多人不了解疫情傳播的嚴重性，A公司在未明確告知其作出文件內容的情況下，解除勞動合同屬違法行為。

　　對此，本院認為，北京市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機制的時間雖為2020年1月24日，但是A公司作為餐飲企業，為保證員工和顧客的安全，根據疫情發展情況，早于該日期啟動疫情應對措施并出臺疫情期間的管理規定并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黎某的崗位是面點廚師，如若其染病不僅會對同事的健康造成影響，還會對不特定顧客的健康造成威脅，A公司對其所在崗位有如此要求系對員工和顧客負責，并無不合理之處。作為廚師的勞動者確需具有一定的公共衛生安全意識，結合前述認定，黎某關于不了解疫情傳播嚴重性的抗辯意見，本院無法采納。

　　最后，黎某主張其未染病且未給A公司造成實際影響，但是，從前述論述可知，其在A公司已明確告知其告知和隔離義務及后果的情況下仍未告知未隔離，已違反A公司疫情期間的管理規定。根據關于“新型肺炎疫情的制度和文件”知情同意書的內容，違反規定即可根據實際情況予以辭退，并不以其是否染病或是否給A公司造成實際影響為前提。故A公司決定與黎某解除勞動合同具有事實依據。

　　上海勞動法律師網據此，A公司與黎某解除勞動合同并非違法解除，無需支付黎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黎某關于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的訴訟請求應予駁回。一審法院對此處理有誤，本院予以糾正。

　　綜上所述，A公司的上訴請求成立。A公司無需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