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10章第218條規定，“任何人公開進行淫亂，或當這種行為通過直接觀察可以引起正當的公憤時，應處以不超過6個月的自由徒刑或每天不超過360個單位的罰款。"嘉定律師下面為您講講其中的問題。

　　《加拿大刑法》第五章第173 (1)條規定,"在下列情況下故意實施猥褻行為的人構成犯罪，可被即決定罪處罰:(a)在公共場所有一人以上；或(b)在任何地方意圖侮辱或觸摸他人。”顯然，在上述所列國家的刑法中，沒有任何秘密的淫亂被定義為犯罪，但所有公開的淫亂都被定義為犯罪。

因此，在外國刑事立法者看來，公開的淫亂，無論參與人數多少，都是一種已經達到犯罪嚴重程度的“無價值”行為，而隱蔽的淫亂則是一種尚未達到犯罪程度，不需要刑法干預的行為。與筆者所持的觀點不謀而合，進一步印證了現行刑法第301條第1款聚眾淫亂罪的立法例所反映的立法者在價值衡量上的錯誤。

　　道德的層次與刑法進行介入的準則。群眾性賣淫罪保護的對象是社會腐敗“,但有人認為社會腐敗屬于道德規范,對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不需要法律懲罰,更不需要懲罰”在探討這一觀點的正確性之前,有必要理清法律(刑法)與道德的關系。

　　在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上，有三種觀點，對法律（刑法）的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們是：一元論。法律被視為道德的附屬物，是實現一定時期道德目的的手段，法律必須服從道德，不道德的法律不應被稱為法律，刑法作為法律的一個主要分支，自然也不例外。中國古代刑法的儒學化是這一理論影響的結果。

　　二元論。隨著分析學派的興起，法與道德的聯系被徹底切斷，“惡法即法”成為主流觀點，受此觀點的影響，刑法變成了一種與道德無關的東西。20世紀中葉，特別是在目睹了納粹刑法對道德的破壞之后，“惡法即法”的概念逐漸失去了市場，不存在由誰替代法律和道德的問題。

　　它們只是實現龐德所說的“社會控制”的兩種并行方式。即使是分析學派的代表哈特，在與新自然法學派激烈辯論后，也放棄了他以前的法律非道德主體的觀點。反過來，筆者認識到法律應體現最低道德，現代刑法深受這一思想的影響，并試圖以刑法維護最低道德。

　　由上可知，以折中論為指導的現代刑法，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法律所贊同，亦為道德所倡導，法律所禁止的，即是道德所否認”的面貌。“應該這樣說，在某些道德問題上，誰也不會否認應該施加法律的鎖鏈。像誠實信用、遵守諾言、公平安排、禁止盜竊，等等，如果沒有法律上的強制，顯然社會就會永無寧日。……這些可以叫做基本善惡的道德”。

　　筆者完全贊同刑法應對違反道德的行為予以懲罰，那種將道德領域視作刑法調整禁區的觀點，實際上是對刑法與道德關系誤認的表現，刑法應當在一定程度上被道德化。按照富勒的說法，在道德價值的等級體系中，存在兩個級次，一種為“義務道德”，“它設立了一些基本規范，沒有這種規范，人們就不可能組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或者說，沒有這些規范，為某些特定目的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就不可能達到它的目標。”

　　一種為“愿望道德”，它“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實現人之力量的道德……是以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作為出發點……”這種道德是一種行善的道德，從一種為善的角度出發，這些行為值得人有欲望的去履行，即使這些行為不是他的責任。

　　但是，如果某人沒有做，那么，從性善論的角度出發，社會應當譴責他，但法律不應介入對之予以制裁。從刑法的角度，凡是違反“義務道德”的不道德行為。

　　嘉定律師認為，在社會危害性上即達到了嚴重性程度，應當定罪，而僅僅違反了“愿望道德”的不道德行為，在社會危害性上尚未達到嚴重性程度，不應當定罪。為聚眾淫亂罪所懲罰的行為實際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秘密型聚眾淫亂，一類是公然型聚眾淫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