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騙兒童罪指以欺騙，引誘或者其他方法，使不滿14周歲的男，女兒童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的行為。拿它和拐賣主婦兒童罪、綁架罪有什么區別？看完黃浦律師的這篇文章，你就明白了。

　　一、拐騙兒童罪與拐賣主婦兒童罪的界限

　　兩罪侵占的工具均可所以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在客觀上也均可采用拐騙的手法。兩罪的差別在于：（1）犯法的客體分歧。拐騙兒童罪侵占的客體是別人的家庭瓜葛和兒童的正當權益；而拐賣主婦、兒童罪侵占的客體是別人的人身自在權力，于是性子分歧。（2）犯法的工具分歧。拐騙兒童罪的工具只限于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而拐賣主婦、兒童罪的對象范圍廣，既可以是成年婦女，也可以是兒童。（3）犯罪的目的不同。拐騙兒童罪的犯罪目的主要是為了收養或者使喚、奴役；而拐賣婦女、兒童罪則是貪圖錢財，販賣牟利。如果拐騙兒童的犯罪目的是販賣牟利，則應以拐賣兒童罪論處；如果拐騙兒童是為了作人質勒索錢財，則應定為綁架罪。

　　【案例】2000年7月14日清晨1時許，被告人胡某離開臺州市黃巖區第三人民醫院3樓婦產科住院部，乘人酣睡之機，偷走鄭某生下剛7天的女嬰，先將嬰兒放在本人住處，即臨海市紅光鎮上黍村凈業寺的后門，后裝作發現了棄嬰并收養。當天下晝，該嬰兒被其家人找到并領回。2000年12月20日清晨1時許，被告人胡某離開臺州市路橋區第二人民醫院婦產科住院部301室，乘人酣睡之機，偷走孔某生下剛2天的男嬰，后將該嬰兒托養在臨海市沿溪鄉昌先村朱某家。2001年1月5日，該嬰兒被拯救回家。

　　本案觸及的焦點問題是如何區分拐騙兒童罪與拐賣兒童罪。

　　拐騙兒童罪，是指接納蒙騙、威逼或許其余要領，使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離開家庭或許監護人的行動。拐賣兒童罪，是指以出售為目標，拐騙、綁架、收購、銷售、接送、直達兒童，或許以出售為目標，偷竊嬰幼兒的行動。兩罪都以兒童為工具，也都能接納詐騙手法。差別的關頭在于：拐賣兒童罪因此出售為目標，而拐騙兒童罪不以出售為目標，一般是出于供自己或他人收養、奴役、使喚的目的；拐賣兒童罪侵犯的客體是兒童的人格尊嚴，而拐騙兒童罪侵犯的客體是他人的家庭關系，而且侵犯了兒童所享有的受其家庭或監護人撫養的權利。不過，如果當初是為收養而拐騙兒童，以后又將該兒童出賣的，應當以拐賣兒童罪定罪處罰。對此，可以理解為行為人先前所犯的拐騙兒童罪被后來的拐賣兒童罪所吸收。

　　1997年《刑法》第240條不但將“拐騙、綁架、收購、銷售、接送、直達”明確規定為拐賣兒童罪的行動體式格局，并且將“以出售為目標，偷竊嬰幼兒的”明確規定為拐賣兒童罪法定刑升格的事由。而關于拐騙兒童罪的行動體式格局，《刑法》僅抽象地規定為“拐騙”。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拐賣兒童罪與拐騙兒童罪的行動體式格局有所差異呢？實際上，兩罪的差別首要在于客觀上是否具有出賣的目的，而在客觀方面并無實質區別。因而有理由認為，凡是《刑法》第240條所規定的拐賣兒童罪的犯罪方法，同樣可以成為實施拐騙兒童罪的方法。進而言之，凡是能夠使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的方法，均可以成為實施拐騙兒童罪的方法。

　　從字面意義看，拐騙兒童是指采用詐騙手法帶走兒童。但這只是從方式主義的角度對拐騙兒童的懂得。既然拐騙兒童罪侵占的客體是兒童所享有的受其家庭或監護人撫養的權力，那么，統統違抗家庭或監護人的意志使兒童離開家庭或監護人的行動便都屬于拐騙兒童罪中的拐騙行動。是以，拐騙行動不但包孕蒙蔽、詐騙、威逼等典范的以拐騙手法帶走兒童的行動，并且包孕偷竊嬰幼兒、間接從路上抱走嬰幼兒以至搶走嬰幼兒的行動。對于尚處在襁褓中的嬰幼兒而言，因其毫無辨別和自我保護能力，對其而言騙往往是不必要的。這樣，將拐騙兒童的犯罪手段嚴格限定為騙，就意味著放棄了對嬰幼兒的保護。從司法實踐來看，“因拐騙對象不同，對五六歲至十四歲的兒童若拐騙其脫離監護人，常須以誘拐、欺騙為手段；對三四歲以下的嬰幼兒，則一般不需以誘拐、欺騙為手段，直接以捂嘴或者乘其睡著時偷走、搶走即可達到犯罪目的”。

　　本案中，被告人胡某出于偷竊嬰兒養兒防老的念頭，以本人收養為目標，兩次偷竊別人生下不久的嬰兒，使其離開監護人。胡某的行為構成拐騙兒童罪。

　　二、拐騙兒童罪與綁架罪的界限

　　綁架罪，是指以打單財物為目標綁架別人或許綁架別人作為人質，或許以打單財物為目標偷竊嬰幼兒的行動。區別兩罪的關頭在于客觀方面。拐騙兒童罪的客觀方面是為了收養或者使喚、奴役。如果拐騙兒童是為了扣作人質，以此向兒童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勒索錢財的，則不是拐騙兒童罪，應依《刑法》第239條之規定，以綁架罪論處。

　　三、擄掠兒童行為的認定

　　【案例】張某因犯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2003年4月刑滿開始。被開釋前，張某怙恃均已病故，回家后一人煢居。因家道貧窮，加上有犯法劣跡，難以授室立室，遂空想能撫養一小孩過活。2004年3月的一天黃昏，張某手持一根l米多長的甘蔗，邊吃邊在縣城一街道上晃蕩。這時候，恰遇一主婦李某度量未滿周歲的幼兒途經，張某便跟隨厥后，乘李某不備，掄起手中的甘蔗將李某打倒在地（后經鑒定李某受輕微傷），而后從李某懷中牟取幼兒逃竄。李某大聲呼救，過路群眾將跑出400米左右的張某截獲，奪回幼兒并將其扭送至派出所。

　　對于張某擄掠兒童的行動如何處理，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

　　第一種看法覺得，張某擄掠兒童的行動在《刑法》中沒有明文劃定，依據罪刑法定的準則，對張某不克不及科罪。由于，《刑法》中明確將兒童規定為犯法工具的均不包孕擄掠兒童的行動；張某擄掠兒童是為了本人撫養，不是為了出售，是以，不克不及組成《刑法》第240條地拐賣兒童罪；張某盡管采取了暴力擄掠的手法，形式上好像類似于綁架，但其客觀上其實不擁有向兒童的怙恃或其余監護人打單財物的目標，是以，也不組成《刑法》第239條的綁架罪。盡管《刑法》第262條規定有拐騙兒童罪，然則該罪昭示的主觀行為是“拐騙”，即以欺騙、利誘等非暴力方法將兒童拐走，并不包括搶劫、搶奪等暴力強制的行為方式。所以，張某的行為不構成拐騙兒童罪。1997年《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從張某的行為表現和《刑法》的規定來看，張某搶劫兒童的行為雖然在客觀上有著比拐騙兒童更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由于《刑法》對此行為未明文規定為犯罪，故張某的行為只能作無罪處理。

　　第二種看法覺得，張某的行動組成犯法，應以《刑法》第262條拐騙兒童罪科罪處刑。根據立法本意和“舉輕以明重”的立法模式懂得，《刑法》第262條將較輕的“拐騙”兒童行動規定為犯法，那么，比拐騙更為嚴重的搶劫、搶奪兒童的行為也應視為犯罪，這并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

　　該案究竟清晰，案情簡略，張某行動的社會危害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其關頭在于若何懂得罪刑法定準則在此類案件中的適用問題。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起首，第二種看法吻合立法本意的擴張解釋并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準則的初志因此成文法的法令限定法官的自在裁量權，經由過程法令的明確性束縛法律行動，避免法律擅斷，夸大人權保證。然則，對罪刑法定準則的懂得，不克不及僅從形式上看某種犯法行動是不是有法令的明文劃定，更首要的是看現行法令的用語所反映的立法用意?？v觀當代刑事法治的罪刑法定內容，雖然各國刑法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類推解釋，但是允許符合實體正當程序的擴張解釋，即允許司法機關將條文上的詞義擴張理解至與日常用語的含義相當的范圍。例如，打死他人豢養的名貴寵物，可以理解包括在故意毀壞財物罪的“財物”之中。因為價值極高的寵物仍然包括在法律語言“財物”的意思范圍內，這樣的擴張理解并不違背一般民眾對日常用語的認同感，也是民眾在刑法意識中能夠普遍接受的。

　　罪刑法定準則不僅在立法層面上刻求方式公道，并且在法律層面上也請求達到本質公道。從方式公正上講，將“擄掠”兒童歸類于“拐騙”兒童的行動好像違抗了絕對的罪刑法定準則；而本質公道夸大行動的社會危害性，只需某種行動的社會傷害水平達到或超過了現行《刑法》劃定的某種寄義至關的犯法行動，就應追究其刑事義務。關于此類行動，假如《刑法》條則的用語在形式上沒有明文阻止，就能從“舉輕以明重”的立法意圖進行擴張解釋，防止主觀惡性更大的犯罪行為入逃脫法律的制裁?！缎谭ā返?62條規定拐騙兒童罪的立法意圖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禁止采取各種非法手段迫使未成年人脫離家長或其他監護人的呵護和撫養。因此，打擊搶劫、搶奪兒童的非法行為并不違背《刑法》立法意圖，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本質含義。搶劫兒童應以拐騙兒童罪定罪。

　　其次，舉輕以明重應成為合用罪刑法定準則的當代刑事司法理念。

　　從我國現行《刑法》分則對于詳細犯法的罪行劃定來看，立法模式首要表現為“舉輕以明重”和“舉重以明輕”兩種。“舉重以明輕”的準則首要適用于區別罪與非罪的場所，普通來講，根據相干法律說明的科罪標準是輕易控制的。而“舉輕以明重”則首要解決是否將理想中的某種傷害行動擴張解釋為法定的行動范例，如《刑法》第267條第2款劃定“照顧兇器掠奪的”按照《刑法》第263條劃定的搶劫罪科罪懲罰。假如行為人照顧兇器并應用兇器掠奪別人財物，則幸免包含在《刑法》第263條以暴力、勒迫要領擄掠財物的行動當中，應間接認定為搶劫罪。當然，合用“舉輕以明重”的準則應有必定的限定，被擴張說明的行動與法條昭示行動應為本色溝通的行動，存在著低度傷害行動向高度危害行為遞進的邏輯關系；被歸類的行為沒有超出法條明示的法律語言含義；侵犯的社會關系在性質上是一致的。由于《刑法》規定拐騙兒童罪保護的是家長或其他監護人對兒童的監護權、撫養權和教育權，而搶劫、搶奪、偷盜兒童的行為也同樣侵害了上述社會關系，它與拐騙兒童只是同一性質而危害程度不同的行為，既然《刑法》將危害程度較輕的拐騙兒童行為規定為犯罪，那么，比這種輕行為重的搶劫、搶奪兒童行為也應當是犯罪行為。從法律邏輯上講，如此理解不但最大限度地維護了社會利益，體現了法律的公平正義，而且防止觸犯刑律的人規避法律的制裁，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

　　罪刑法定被《刑法》確立為基礎準則，擁有劃時代的理想意思，它彰顯了當代刑事法治的人權保證肉體。然則，在刑事法律實踐中，一個優異稱職的執法者在遵照這一準則時，毫不能從法令的字面寄義上機械地懂得和施行，而應該從全部法令系統中領會立法的意圖。我國古代《唐律》中提出的“舉輕以明重”的法律適用原則應成為現代刑事司法工作者理解罪刑法定的重要執法理念和思維方式，真正做到既能夠堅持罪刑法定、維護法制，也能充分地保護社會利益，滿足民眾的正義要求。

　　最初，擴張說明“拐騙”行為符合刑法學中的解釋理論。

　　法令說明的本色取決于對法令的忠誠和客觀上的再檢察性。在說明法令時，法官的使命便是針對需求作出裁判的詳細案件的實踐情形，對法令的外延作出與擔任此類案件裁判的其余法官大概作出的一樣懂得。從說明刑法的要領上看，刑法理論將其分為文理說明和理論說明。此中，文理說明便是根據立法肉體，聯絡無關情形，從邏輯上所作的說明，它包孕當然說明、擴張說明和限定說明。而擴張說明便是依據立法原意（或立法用意、立法本意），對《刑法》條則作超出字面意思的解釋。《刑法》的立法本意和刑法理論并不禁止符合立法原意的擴張解釋。從社會關系的一致性和行為本質相同性的角度分析，搶劫、搶奪兒童的行為與拐騙兒童的行為在刑法意義上應該是等質的，所不同的僅是遞進的危害程度存有差異，立法用語上的舉輕以明重，顯然不排斥對重行為也可適用性質相同的輕行為法條?；趯Ψ傻闹覍嵑褪聦嵉墓珨?，對搶劫、搶奪兒童的行為以拐騙兒童罪追究刑事責任，并在法定刑幅度內酌情從重處罰，既不違背防錯糾偏的罪刑法定原則，也不違背立法本意的擴張解釋理論。

　　四、拐騙兒童罪的特殊形態認定

　　因為本罪屬于效果犯，依據刑法理論，行為人實行的行動必需造成了法定傷害效果，能力肯定組成犯法。這也就是說，唯獨發生了法定的傷害效果時，行動才達到犯法的既遂形狀；不然，就是犯罪的未遂形態。在本罪中，行為人實施拐騙行為并使兒童脫離家長或監護人的監管時，行為即構成犯罪既遂。如果行為人拐騙兒童成功后，又基于悔悟送還兒童的，應當作為量刑的情節酌情考慮，而不能否定犯罪行為的既遂。這也就是說，本罪沒有終止形態。

　　對于罪數形狀問題。拐騙兒童罪和拐賣兒童罪之間輕易產生競合，假如行動人在拐騙兒童以后，發生出售兒童的用意，并將兒童出售的，按照法條競合的原則，應當定為拐賣兒童罪。如果行為人拐騙兒童后又虐待、遺棄兒童的，應當按照數罪并罰處理；如果行為人拐騙兒童后又傷害或殺害兒童的，也應按數罪并罰處理。

　　公民有依法舉報操騙兒童的行為，在發現相關情況后，應當立即向司法機關報警并配合相關工作。如需法律幫助，請咨詢黃浦律師。